社会组织内部一般存在强有力的激励机制，物质激励不足和精神激励乏力并存，往往使得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事业共同体。
（4）至于紧急权主体做出紧急决断和执行紧急措施的内容，则应基于常态时期培育的社会信任，让国家机关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当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造成失望时，人们会把不利后果看成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危险，把引发失望的原因归结到社会外部，而不是从社会内部寻找责任人。
我国最近十几年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说明，紧急状态或突发应急状态下，国家的制度运作逻辑并非收缩到单一的政府管理甚至军事化管制，而是需要广泛的社会力量与个人力量的积极参与，体现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紧急治理新面貌。重大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对需要多个社会系统的相互耦合，共同协作，也需要人们对这些系统的运作可靠性充满信赖和信任。由于重大突发事件的例外性，紧急决策和相应的紧急措施，事前立法往往所无法预见，法律原则的约束作用也几乎被架空，只能概括授权。就方案一而言，只是隐藏或转移了紧急决断的主体，而并没有消灭紧急决断问题。下面，我们将从卢曼的信任理论出发，进一步阐释紧急决策获取正当性的社会条件，以此为后文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紧急治理模式提供观察框架。
2. 信任意味着在面对可能的风险时，仍然敢于做出决定并愿意承担决定产生的负面后果。本次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上的国别差异，就体现了这种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力。现代宪法充分体现了社会正义的价值，使经济文化权、福利国家和国家救助等成为普遍的宪法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如前所述，进入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于公正、正义、公平、自由的期待会越来越高。因此，生命并不仅仅是活的权利，生命是有尊严的，需要公权力的尊重与关怀，对社会正义的尊重也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尊严是跨越时空、跨越知识领域、跨越文化与制度的共识性概念，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发现、确认与保障人的尊严的过程。
基于我国宪法上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存在。社会正义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也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实质平等，但机会平等的维护与实质平等价值之间的逻辑链条是不可忽视的。
一旦社会正义被挑战，人民会失去对正义的期待，整个社会会缺乏发展动力与凝聚力。正义如同生命，一旦伤害就难以恢复其内心的期待。对公民来说，在特殊时期，越是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越感受到自由的宝贵与重要。国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但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与健康，以公权力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疫情同时对基本权利体系的构造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在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视人权、重视健康权、重视生命权保护以及建构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对疫情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强的。如前所述，在生命与人身自由价值平衡中，如选择一种优先保护的价值，我们只能选择生命。机会平等虽成为实现正义的基础性前提，但从客观情况看，公共政策必须将结果不平等置于与机会不平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结果不平等是行动者促使政府积极响应他们需求和利益的影响力不对称的表现之一。
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观，应从反思法治功能做起，强化预防性法治，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形成了约翰·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和约翰·罗默尔等为代表的正义论，丰富了正义观的理论框架。
第10条第1款中规定，国民经济以社会正义为基础。G20国家中，中国主张病毒没有国界，全世界要团结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
又如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一个重要的自由，它是一种内心的精神自由。宪法与社会正义观演变 面对疫情给社会正义提出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回应挑战。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社会正义 。待在家里，拯救生命是全世界抗疫的共同口号与价值共识。疫情对社会正义的法治基础也带来新的反思。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只停留在活着的权利，过多地赋予其社会性，忽略其生物性与尊严性。
如前所述，社会正义是不断变迁的概念，与之相适应，宪法对社会正义价值的维护也是在变迁中实现的。有时我们对限制措施不满意，提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疑问，甚至质疑。
但面对无情的疫情，以事后救济为特征的传统法治未能有效维护正义之原则，未能使国家保持强大的预防能力。还有一些国家，把社会正义作为限制人权的界限，如《土耳其宪法》第5条规定，努力消除一切限制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同社会的法治的国家原则及社会正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障碍。
没有自由的保障，国家不可能获得不断发展的活力，正义理念是无法实现的。享有健康权，有助于确保人作为创新主体的素质，倡导自由，为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与支持，建立在个体尊严基础上的国家理性。
生命至上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常识，但作为常识的生命价值往往被忽略，或者出现了生命权工具化的观念。这些规定使宪法更加包容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生命至上理念不仅包含对活着的生命的尊重，同时包含对逝者生命的尊重。但是这种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如何形成合理平衡？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享受与共同体价值是有冲突的，但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对共同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
社会不平等直接损害人类健康，在实际生活中，不仅健康情况与不平等的其他方面直接相关，社会不平等也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人类的健康权成为基本权利与尊严的基础，这是人类的价值共识。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如以奥古斯都、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把上帝的意志作为正义的基础，认为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才能实现正义。
宪法的使命是建构一个安全、稳定而充满理性的宪法秩序，让社会和个体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基于维护社会正义之目的，应从尊重生命尊严的基本立场出发，确保技术的理性，不能逾越人的尊严与社会正义的底线。
人们之所以相信宪法，就是因为宪法会给每个人带来自由的保障，但是在部门法中，如何忠实地体现宪法精神？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立法，都不能违背宪法，行政权运行不能违背宪法，司法权也要体现宪法原则。同时，要解决好就业这个紧箍咒，使人们在没有传统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生命至上包含着五个要素：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符号性、生命的珍贵性、生命的必然性以及生命的脆弱性。比如，在克隆人技术问题上，国际社会不仅反对生殖性克隆，同时也反对治疗性克隆。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宪法体现的保护生命的价值，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宪法不得不作出限制性措施。可以说，1918年苏俄宪法和1919年魏玛宪法共同开创了一个自由权和社会权有机结合的新的权利体系。
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宪法，认真地对待社会正义。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并不完全禁止差别，它承认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差别。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要求国家和社会尊重我们获得、享用、分享安全的权利，则健康权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对社会正义的这种解读并没有错，但至少不完整，有时过分拘泥于对弱势群体的父爱主义的关照，反而消解了社会正义本身拥有的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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